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祠堂里就忙碌起来。李老板找来的八仙（抬棺人）已经到了，都是村里或邻村身强力壮的汉子，沉默地蹲在祠堂门口抽烟。道士穿着褪色的法衣，摇着铃铛，开始咿咿呀呀地唱诵着谁也听不懂的经文，声音在清晨的寒气里显得有些飘忽不定。
母亲的遗体被小心地移入一口厚重的黑漆棺材里。棺木合拢的沉闷声响，像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上。余小麦全身重孝，和弟弟、弟媳一起，跪在棺前。道士挥舞着桃木剑，绕着棺材念念有词，不时撒下一把把纸钱。纸钱纷纷扬扬，如同白色的雪片，落在冰冷的青砖地上，落在跪着的孝子贤孙身上。
村支书马有田带着几个村干部来了。他穿着一件半旧的中山装，臂上缠着一条窄窄的黑纱。他走到灵前，恭恭敬敬地上了三炷香，对着棺材深深鞠了三个躬。
“老嫂子……走好啊。” 马村长叹了口气，声音低沉，带着几分真诚的惋惜。他转过身，走到余建国和余小麦面前，拍了拍余建国的肩膀：“建国，节哀顺变。” 他的目光随即落在余小麦身上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：“小麦啊，你也节哀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……唉，陆教授呢？在北京……赶不回来？”
祠堂里瞬间安静了几分。道士的念经声，八仙的低声交谈，似乎都停顿了一下。所有人的目光，有意无意地，都聚焦在余小麦身上。
余小麦垂着眼帘，浓密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，遮住了所有的情绪。她对着马村长微微欠身还礼，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，却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：“谢谢马叔。他……单位有极其重要的项目，实在脱不开身。” 她顿了顿，仿佛每一个字都需要极大的力气才能说出来：“……小川那边，情况特殊，离不开他照顾。李局长……也还在危险期，需要人守着。” 她没有提“追杀”，但那份沉重的“离不开”已足以传递分量。
“哦……” 马村长拖长了音调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一副理解又感慨的表情，“理解，理解！陆教授是国家栋梁嘛！干的是大事！小川那孩子……唉，也是遭罪。李局长更是咱县里的顶梁柱……” 他话锋一转，带着点安抚的意味对余建国说：“建国啊，你也别怪你姐……和你姐夫。这干大事的人，有时候真是身不由己。你姐一个女人家撑着，不容易啊！”
余建国低着头，闷闷地“嗯”了一声，拳头在身侧悄悄攥紧。他心里的怨气和对那个“姓陆的”的不满依旧堵得发慌，但姐姐昨晚那番话里透出的凶险，让他不敢再轻易发作。春桃在一旁悄悄扯了扯他的袖子。
周围几个前来帮忙或看热闹的村邻，互相交换着眼神，窃窃私语起来。那低语声如同细密的蚊蚋，嗡嗡地钻进余小麦的耳朵：
“啧，丈母娘没了都不露面……”
“说是北京忙，国家项目，谁知道呢……”
“小麦这脸色，难看得哟……也没个男人在身边……”
“唉，可怜，新找的这个，心怕是没在这儿……”
那些声音不大，却像细密的针，一下下扎在余小麦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。她挺直了跪着的脊背，像一杆被风雪压弯却不肯折断的竹子。麻布的粗粝感摩擦着皮肤，提醒着她此刻的身份和重担。她只是更紧地抿住了苍白的嘴唇，目光空洞地望着棺前跳跃的烛火，仿佛要将所有外界的声音和目光都隔绝开来。父亲依旧蜷缩在那个角落，仿佛与周遭的一切隔绝，沉浸在只有他自己的悲痛深渊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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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天，下葬的日子。清晨，天色阴沉，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。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香烛纸钱混合的潮湿气味。
八仙喊着整齐低沉的号子，“嘿哟——嘿哟——”，沉重的黑漆棺材被稳稳抬起，离开了祠堂。余小麦、余建国、春桃，披着刺眼的重孝，走在最前面。余建国捧着一张小小的遗像，余小麦则捧着一个粗糙的陶土盆（老盆），里面盛着烧化的纸钱灰烬。
送葬的队伍不算浩荡，但也拖了长长一串。村民们大多只戴着一顶简单的白布帽跟在后面，低声交谈着。道士走在队伍一侧，摇着铃，撒着纸钱开路。白色的纸钱被冷风吹起，盘旋着落在泥泞的土路上，落在送葬人的肩头。
祖坟在村后山的坡地上。新挖的墓穴敞着口，像大地张开的一个沉默而冰冷的怀抱。湿冷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。
棺材缓缓地、一寸寸地被粗大的麻绳吊着放入墓穴。当那沉重的黑色棺盖彻底消失在视线中，被深褐色的泥土覆盖时，余建国终于忍不住，发出一声压抑已久的、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嚎哭，扑倒在冰冷的坟土上：“妈——！”
春桃也哭倒在地。
余小麦没有扑倒。她捧着那个冰冷的“老盆”，身体僵硬地站在墓穴边沿。道士高喊着什么，示意她将盆摔碎在棺盖上。她麻木地听着，抬起手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将那陶盆狠狠砸向深坑里那漆黑的棺盖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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